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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州的凝道書院
書院是我國古代的一種教育機構。青州歷史上的書院，先后有矮松園書院、松林書院、凝道書院、白龍洞書院、云門書院、旌賢書院、海岱書院等十多所，其中有的是在同一地址上所建，為前后關系。這些書院除了白龍洞書院在西北山區(今屬淄博市臨淄區境內)以外，其余均在青州城區。
青州這些書院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，是經過了多次劫難，斷斷續續以時間的推延而完成了其歷史使命的。
北宋年間青州的矮松園，是全國聞名的書院，是狀元宰相王曾讀書的地方，位于青州南陽城西南隅。金元時期戰爭頻繁，矮松園書院廢圮，一度成為僧舍。明成化五年(1469)知府李昂奏請朝廷，恢復書院，矮松園舊址尚有松百株，因改名為“松林書院”。松林書院為青州培養了一批人才，“書院松濤”也成為青州的一大景勝。嘉靖十七年(1538)，朝廷下旨毀天下書院，書院荒廢。松林書院自始至廢，共興辦了69年。嘉靖末年，鄒善在山東督學時至青州，與青州知府杜思，在松林書院舊址上重新建設書院，易名為“凝道書院”。松林書院被毀與凝道書院建立，間隔時間近30年。
明萬歷末，青州人、狀元趙秉忠在《云門書院記》中開頭一段話，追述了凝道書院的概況。他寫道：“青州舊有凝道書院，在郡治西南，堂室嚴翼，檜柏環拱，每青蘋白龍鱗起，若萬壑噴巨浪，題曰‘書院松濤’，其創室題詠載郡志。隆慶丁卯，督學者鄒公善，講‘明良知’，羽翼圣道，設皋比涵丈于此。一時賢者師濟景從，造士作人之盛，學士、先生迄今數能言。”文中的“隆慶丁卯”即隆慶元年(1567)；“鄒公善”即鄒善，鄒公是對鄒善的尊稱。此文說明，隆慶元年鄒善在凝道書院講學，書院已經盛況空前。
鄒善，字繼甫，號穎泉，明江西安福人。《明史》載：“鄒善，嘉靖三十五年進士，以刑部員外郎恤刑湖廣，矜釋甚多。擢山東提學僉事，時與諸生講學。萬歷初，累官廣東右布政使，謝病歸。久之，以薦即家授太常卿致仕。”嘉靖四十三年(1564)，鄒善擢任山東提學使(即提學僉事，屬山東按察司)，負責全省的教育督察，隆慶五年(1571)離開山東調往湖廣，在山東任上共有7年時間。他在濟南的濼源書院講學時，培養了許多人才，其中有大書法家邢侗等。山東東部昌邑、即墨等地都留下了鄒善的足跡。
明代，青州城中有府儒學與益都縣儒學，教學條件都相當優越，但受名額限制，遠遠不能滿足士子們求學的愿望。以往，書院與學府是并存的，能起到互補作用。府學畢業的學生可以在書院繼續進修，直至考上舉人或者進士。書院還是學術交流的場所，有明一代，儒家經典占統治地位，而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在不同時期也充分得到發揚。書院是大儒名士施展才華和學問的陣地，也是學子后生們向明師學習、互相研究以求進身的陣地。作為文人來說，書院不可或缺。
鄒善在山東的主要任務是督學，然而，他對辦書院更是熱衷。嘉靖四十五年(1566)，鄒善來青州視學。是時，青州松林書院雖然被毀，但毀得并不徹底，其屋基、樹木尚存。加以修葺整理之后，一座新的書院誕生了。書院的建筑依照松林書院的基礎，恢復重修，主要有前后講堂、孔圣祠、名賢祠(亦稱“十三賢祠”)、鄉賢祠，旁構藏修、息游二軒，其他齋室多間。鄒善將書院定名為“凝道書院”。“凝”是凝聚；“道”是道統。“凝道書院”旨在凝聚人心，傳承與發揚儒家文化道統，鄒善則“時與諸生講學”其中。鄒善講學所秉承的是王守仁“致良知”的學說。王守仁是江蘇余姚人，明中期最重要的思想家，人稱“陽明先生”。他的哲學，稱為“心學”，對儒家思想有所發展，“致良知”、“知行合一”便是他哲學思想的核心。鄒善的父親鄒守益是著名學者、王陽明學派的代表人物。鄒善受其父影響，所到之處興辦書院講學，發揚光大了王氏心學。因為鄒善是省級人物，所以青州的志書對他缺乏記載，《山東通志》中也不可能有詳細記載，但在趙秉忠的《云門書院記》中記述得十分明確。
青州凝道書院的開辦、建設，與當時的青州知府杜思有直接關系。杜思，字子睿，明浙江鄞縣人，嘉靖三十五年(1556)進士，嘉靖四十一年(1562)由工部郎中出知青州。清光緒《益都縣圖志》載：杜思“溫文好學”，“人稱綜雅，談經課藝，名士奮起，科第亦自此稱盛云。”杜思蒞任青州之后，修府衙和孔廟，百廢俱舉，每事盡心。嘉靖四十三年(1564)之夏，杜思開始重修松林書院中的名宦、鄉賢二祠，第二年春落成。這是書院重新啟動的基礎；杜思“談經課藝”、“群諸生而為文會”(鐘羽正《青州人物志》)，這是書院重新講學的開始。文會是士子們的學習組織。在書院停辦的情況下，文會發揮著重要作用。嘉靖末年和萬歷中期，青州文會很盛。
凝道書院建立之后，增置教學場所，招攬名師講學，使青州的教育上了大的臺階，青州真正實現了名士奮起、科第始盛的局面。凝道書院所聘山長、教師，沒有文獻詳細記載。據零散文字記載推斷，當時在書院任教者有房如矩、冀錬，其他不詳。
房如矩，字正甫，號心源，明代青州府益都人，祖上世代為農，其兄房如式以科舉入仕，官至陜西按察使。房如矩熟讀經書，學位至貢生，考舉人未中，便不再參加科舉，一心攻讀，以教學為業，后來出仕做過褒城知縣。清康熙《益都縣志·儒林》載：“房如矩，如式弟。醇厚端謹，有聲庠序。從江右鄒氏講‘良知之學’，敝衣不飾，秉禮敷教，出其門多為名士。由歲貢令褒城，恂恂字愛。以引疾歸，宦橐蕭然，家貧如未官時，真儒之廉慎者。”古人以東為左，西為右，所以江西被稱為“江右”；鄒氏即指鄒善。此文是鄒善在青州辦學的又一證據，也是證明房如矩在凝道書院講學的依據。他們講的“良知之學”便是書院的主導思想。房如矩以“儒而廉慎”，受到世人尊重，卒后祀青州府鄉賢祠。房如矩，“出其門多為名士”作何解釋？不妨以曹璜為例，可見一斑。曹璜之子曹貞孺的著作《云門輯舊》中有“舉人上學”一則故事。他記道：“昔我父從學于明經(貢生的別稱)房心源名如矩者，有年矣。”足見曹璜便是房如矩在凝道書院講學時的學生。曹璜，字見素，明青州人，萬歷進士，官至通政司左參議。曹氏兄弟三進士(曹璜萬歷十四年進士，其弟曹璉、曹珖俱萬歷二十三年進士)，他是老大。康熙《益都縣志》載：“他生平伉爽，有烈氣，幼時好談道義名節，晚乃少鏟其铓角，一歸簡易。……(歸后)與二弟璉、珖剖析至義，婉言深語，漏三、四下未已也。”萬歷十年(1582)，曹璜已經中了舉人，時年21歲，仍于社會事務中抽身拜望老師房如矩，仍要求老師布置作業，自己去用功完成，第二天一早，再以所讀書籍，向老師背誦。此時，凝道書院已經被毀，但是房如矩依舊在別處教書。如矩是貢生身份，接受舉人的參拜有些惶惶不安，但曹璜是出于至誠，這件事成為愛生尊師的一段佳話。
冀錬，字純夫，號康川，明青州城東鄭母村人，嘉靖二十三年(1544)進士，官至兵部侍郎。康熙《益都縣志》說他：“生而岐嶷，向學專篤。其學以誠為主，以敬為宗，舉止語默，皆有成法，毅然以圣賢為必可師，以天下國家為己任，曰：‘不如是，虛過一生矣’。”冀錬至凝道書院講學是在書院開辦數年之后。隆慶三年(1569)，冀錬以勞瘁乞歸，杜門謝客在家修真養性。這時，有人勸他聚徒講學，他不應。時隔不久，他接受了凝道書院的聘請，開始了教學活動。這件事史志并沒有記載，其他文獻也未見記載，但康熙《益都縣志》冀錬的傳中卻有模棱兩可的記載，說他“及接后生晚進，孜孜以誘，盎然坐春風中，忘其為尊宿也。”看來他晚年還是樂于講學，學生不少，其學識得到了盡量發揮。鐘羽正就是冀錬的得意門生，這是冀錬講學的有力證明。鐘羽正，字淑濂，號龍淵，明青州城北鐘家莊人，萬歷八年(1580)進士，官至太子太保、工部尚書，是有名的清官直臣，《明史》有傳。羽正自束發少年便拜冀錬為師，可是，冀錬在外做官，無法堅持他們的教與學。及至冀錬退歸故里上凝道書院講學，鐘羽正能夠在老師身邊親受教誨，受益匪淺，遂科舉得中，飛黃騰達。可是，鐘羽正受到老師冀錬的影響，清正為官，敢于直諫，在官場上受了極大的挫折，中間近30年時間被貶鄉居。冀錬卒后，鐘羽正寫祭文灑淚祭奠。此文見之于鐘氏《崇雅堂集》。
凝道書院開辦后的近年內，青州蟬聯中進士多名，中舉者更多，如進士魏浚、朱鴻謨、蔣春芳、馮琦、鐘羽正、曹璜、石巖、董可威等。其中馮琦、鐘羽正、董可威官至尚書，成為朝廷重臣。當然，這不一定全是書院培養的結果，但書院的超脫條件肯定是起了主要作用。凝道書院的學生比縣學、府學所教授的學生的年齡相對來說較大，有的生員科考不利，也到書院來進修深造。縣學、府學的教授、教諭、訓導們，多是些舉人或者貢生所任，而書院所聘多為有名望的碩學大儒，所以在書院學習的舉子科舉高中者多。凝道書院時期，青州中進士、舉人者比任何時期都多，這充分說明當時凝道書院辦學之盛。
朱鴻謨，字文甫，號鑒塘，明益都人，隆慶五年(1571)進士，官至刑部侍郎，《明史》有傳。宰相張居正之父卒，居正戀權不奔喪，遭到許多官員上疏彈劾。張居正大怒，對上疏者施以重刑，朱鴻謨被貶歸鄉。后又出任應天巡撫，他清田稽詭，懲治豪猾，當地百姓以為可與清官海瑞相媲美。朱鴻謨在凝道書院學習了一段時間，隆慶四年(1570)，在山東考中了舉人，是鄒善選拔的人才。鄒善向朱鴻謨講“良知之旨”，而鴻謨卻堅持理學的信念不動。朱鴻謨“心儀冀端恪”，“尊濂洛關閩矩舊如護要領”(鐘羽正《青州人物志》)。可見，朱對冀錬的理學理論非常崇拜。他在吉安府任推官時，潔身持法，風格方峻，杜絕請客迎往，時時與諸生談經義，所陶冶皆成名。東林黨領袖人物、大儒鄒元標就是朱鴻謨的門生。鄒元標一直稱朱為恩師，尺牘往來不斷。天啟年間，鄒元標任左都御史時，曾與馮從吾、高攀龍、青州的曹珖等在北京辦首善書院。鄒元標也是講“致良知”之學。
蔣春芳，字實伯，號元軒，明青州人，衡府籍，萬歷八年(1580)進士。任御史，山西巡鹽、淮揚巡按，俱有風采，官升至尚寶司卿。蔣春芳“先從鄒穎泉受良知之傳”(鐘羽正《青州人物志》)，可見他是鄒善在凝道書院講學時期的學生。而他主河南鄉試時，得人為盛。鐘羽正稱蔣“授徒善誘，各因材質所宜而喻之于道，出其門登科貢者不絕。”蔣春芳是從凝道書院出來的一代名儒。
在書院學習的士子們，主要學習儒家經典四書五經，還要學寫策論，并習詩詞賦頌等。為了科考的需要，他們必須研習一些時文，時文亦稱“制義”，類似科考中的范文。掌握一定的考試知識和規律，是士子們需要解決的問題。書院中的老師都經過科舉，且多是進士而官場致仕，他們的切身體驗和社會上的見聞，能開拓學生的知識面，對士子們科考起到了指導作用。所以，科場考中者數量多少也能衡量書院的綜合水平。書院教師首先要加強對學生的學習指導，科舉還是其主要目的。理學、心學等學術理論畢竟是一些大儒們的研究課題，對學生僅是影響而已。
凝道書院在教學中，非常重視對學生品格的教育。書院設孔圣祠，這是所有學府普遍的，而且是必須的。書院中保留了松林書院時的名賢祠與鄉賢祠，十分必要。名賢祠祀范仲淹、富弼、歐陽修等北宋時期在青州為官有政績的十三位知州；鄉賢祠祀房玄齡、王曾、孝子董永等四十余人。名宦與鄉賢都是為學子們樹立的榜樣。隆慶元年(1567)春，鄒善帶領學生去拜謁范公祠，對學生進行現場教育，當即作詩以紀之。詩為五言排律，題目是《謁范文正公祠酌泉有感示諸生》。詩曰：“昔聞長白山，清苦無與比。獨抱先憂念，推溝同所恥。……嗟予及諸生，黽勉迫芳執，勿忘千古期，請從長白始。”(石刻今存三賢祠)長白山，指山東鄒平的長白山，范仲淹少年讀書的地方。范仲淹是經過艱苦奮斗成長起來的偉大的政治家、軍事家和文學家。鄒公以范公的事跡來激勵諸生，足見他用心良苦，也是他主張“致良知”的體現。作為提學使者，負有領導、監督一方教育的責任，鄒善卻利用一切時間，親自執教，真是一位以培育人才為己任的實干家。鄒善以滿腔熱忱把凝道書院的教學啟動起來了，但他還必須在山東范圍內巡察，書院教學在有序進行，鄒善卻不得不離開了青州。令鄒善想不到的是，十數年后，全國的書院一同被毀，而青州凝道書院毀得更慘！
明萬歷七年，權相張居正下令毀天下書院，凝道書院遭到了滅頂之災。“所司奉行太過，遂赪其地而空之。”(趙秉忠《云門書院記》)清初壽光安致遠《青社遺聞》中記此事曰：“江陵相(江陵是張居正的家鄉，”江陵相“即宰相張居正)時議鄉校，貪吏承風，撤祠拉像，伐松柏，貨千金入私囊，輿論痛惜不顧也。祠既廢，碑碣為人取去作坫石，歷代名區，鞠為茂草，君子憫焉。”看來，凝道書院被毀，多么令人憤慨和痛惜呀！
萬歷四十一年(1613)，憲使高第議復其舊，然而，書院故址已經破敗不堪，無法收拾，只好以原布政司衙門改造為書院(其址在青州城東門街中段路北)。天啟五年(1625)，魏忠賢亂政，大毀書院，云門書院停辦。直至清初，青州中斷了書院的講學活動。及至清康熙三十年(1691)，兵備使陳斌如視察青州，他又與知府金標恢復建設了凝道書院，將書院名稱又改為“松林書院”。康熙末年，知府張連登重修書院，后來人們把書院稱為“張公書院”。清道光年間，云門書院改作考院，當局便把云門書院的大牌掛到了松林書院的大門，但人們仍習慣地稱這里為“松林書院”，直至書院改為新學堂。
縱觀青州書院的發展歷史，曲折連綿，波瀾起伏。但從中可以看出，凝道書院與早期的矮松園、松林書院是一脈相承的，后來的松林書院、云門書院也是在原基礎上建立發展的。這些不同時期的書院，名稱有別，教學內容則大同小異，均為青州培養人才做出了貢獻。其中，凝道書院成果顯著，但它存在的時間卻最短。正因為凝道書院存在時間短，又是建立在松林書院的基礎上，所以，其后的青州府志和益都縣志對該書院都沒有明確的記載。志書的簡略與籠統，往往把矮松園與松林書院相合一；凝道書院的被毀也說成是松林書院被毀。凝道書院可以看作松林書院的一個階段。但它的確是獨具特色的書院，是在青州獨立存在一時的書院，值得我們重視與研究。幸好，青州人、萬歷狀元趙秉忠在《云門書院記》中有對于凝道書院的記述，成為我們研究的線索和依據。筆者因以挖掘這段史實，希冀補史志之不足并反映青州書院文化之輝煌。錯誤之處請專家指教。（房重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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